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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3日，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在国庆群众大会(National Day Rally)演说中，公布一揽子家庭与人口相关举措，涵盖育儿假、育儿相关假费用承担、面向公民儿童的长期资助、学前教育收费，以及外来人力政策等多个方面。这些举措主要构成跨机构婚姻与育儿重整工作组(Marriage & Parenthood Reset Workgroup，M&P Reset Workgroup)首批获政府接纳的建议。该工作组由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Indranee Rajah)主持，重点研究育儿成本、照护时间及家庭支持等问题。

在政策背景方面，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据新加坡统计局2026年公布的初步数据，2025年居民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为0.87，低于2024年的0.97，创历史新低；十年前该指标为1.24。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曾于2026年2月指出，若无新的应对措施，新加坡公民人口有可能自2040年代初开始萎缩。与此同时，据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2025年人口简报》(Population in Brief 2025)，截至2025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为611万，其中公民366万、永久居民54万、非居民191万；65岁及以上公民占比升至20.7%，公民人口中位年龄达43.7岁。人口老龄化与生育率下行的双重压力，构成本轮举措的直接背景。

本轮公布的多项措施仍处于立法、系统更新或分阶段实施准备阶段，部分起始日期尚未确定。因此，本文所述时间表与适用范围反映截至发稿日已经公布的政府方案，最终权利义务及资格条件将随相关立法与实施规则的生效而具体化。从与引资引才这一主线的关系来看，本篇所述属于其人口与人力的另一面——在对外吸引资本与人才之外，从本地人口根基与外来人力节奏两端加以巩固。

一、育儿假与政府承担假期费用

1.育儿假的整合与增加

在现行制度下，在职家长若其最年幼的新加坡公民子女介于0至6岁，每年可享有六天育儿假(Childcare Leave)；若最年幼子女介于7至12岁，则享有两天延长育儿假(Extended Childcare Leave)；无论子女数量多少，天数相同。此次调整将上述两项整合为一项单一育儿假计划，不再以最年幼子女年龄为依据，而改按子女数量确定：育有一名12岁及以下公民子女的在职家长，每人每年享有八天；育有两名者十天；育有三名及以上者最多十二天。以一对育有三名小学生的在职夫妇为例，其可享育儿假总数将由目前的四天增至二十四天。从法律状态看，现行育儿假仍按现行法定制度执行；八日、十日及十二日的新方案尚待相关立法及系统更新后实施，具体起始日期将另行公布。

据新加坡政府近期开展的咨询，家长普遍反映现有育儿假不足以应对子女生病或学校临时停课等情况；尤其育有多名子女的家长，育儿责任更重，即便子女升上小学，相关需求依然存在。此次以子女数量取代最年幼子女年龄作为计算依据，并将支持延续至子女满12岁，正是针对上述反馈作出的回应，既让多子女家庭获得更多假期，也使政府的育儿支持能够贯穿子女整个学龄前及小学阶段。

2.新加坡政府承担法定育儿相关假费用

育儿相关假包括产假(Maternity Leave)、领养假(Adoption Leave)、陪产假(Paternity Leave)、育儿假及共用产假(Shared Parental Leave)等。在现行安排下，部分假期费用由政府与雇主共同承担：第一及第二名子女对应的十六周产假中，前八周目前由雇主承担且不获政府报销；十二周领养假中的前四周，以及0至6岁子女在职家长六天育儿假中的前三天，亦存在相应的雇主承担安排。

此次调整后，政府拟在适用报销上限内，将承担范围扩大至相关法定育儿假期的全部期间。按照现行制度，产假及领养假的相关政府报销上限为每四周一万新元，现行政府付薪育儿假的政府报销上限为每天五百新元。随着新方案实施，政府承担育儿相关假期成本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具体报销标准、支付机制及资格条件将随相关立法及实施安排进一步明确。

不同类别育儿相关假期在薪资支付、政府报销及雇主成本承担方面适用不同规则，因此，政府报销上限与雇主最终承担金额并非完全对应。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自雇人士，亦可依据适用制度申请相应补偿，以弥补育儿相关假期期间的收入损失。

在现行雇主承担部分的计算方式方面，雇主须按雇员的总工资率(gross rate of pay)支付，即包括雇员依据雇佣合约享有的津贴，但不包括加班费、花红、常年工资补贴(Annual Wage Supplement，AWS)、工作中产生的特别费用报销、生产力奖励，以及交通、膳食或住房津贴。新方案实施后，随着政府扩大相关费用的承担范围，雇主原先无法获得政府报销的直接成本将相应下降。黄循财表示，政府承担更多法定育儿假成本，旨在鼓励雇主进一步支持在职父母，并推动更具亲家庭性质的职场环境。

3.现行带薪亲职假期的整体水平

对于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父母，现行带薪亲职假期合计最长可达三十周，包括十六周产假、四周陪产假及十周共用产假，相当于约七个半月。就是否进一步延长，黄循财表示不排除此种可能，但鉴于相关亲家庭假期安排推出未久、雇主需要时间适应，政府将先让既有调整落实。政府亦呼吁雇主更积极支持在职父母，协助其休假后重返岗位，并确保为人父母不致对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现行制度已经形成产假、陪产假与共用产假合计最长三十周的带薪亲职假期框架。本轮进一步增加育儿假并扩大政府报销范围，体现出政策重心正从单纯增加假期天数，延伸至降低雇主成本、提高父母实际使用假期的可行性。在扩大育儿支持与顾及企业适应能力之间，新加坡采取的是分阶段推进的路径。

二、SG养儿育女配套

1.配套内容与构成

为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提供更持续的资助，政府将推出SG养儿育女配套(SG Child Support Package)，重整现行婴儿花红(Baby Bonus)及多子女家庭计划(Large Families Scheme)中的主要直接财务支持安排；多子女家庭在医疗、交通和住房等成本较高领域仍将继续获得额外支持。据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该配套不论子女出生顺序，为每名新加坡公民儿童提供最高合计六万二千新元的支持，具体构成为：出生后十二个月内分两期发放的一万新元诞生礼(Baby Gift)；子女一岁至十六岁期间每年发放两千新元、合计三万二千新元的养儿育女补助(Child Credits)；五千新元的儿童培育户头(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CDA)起步津贴(First Step Grant)；以家长向CDA存款并符合配对条件为前提的最高五千新元政府配对填补；以及子女年满十七岁时，向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ccount，PSEA)填补的一万新元。若再计入固定五千新元的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金(MediSave Grant for Newborns)，以及符合条件并就读教育部资助学校的学生在六年小学和四年中学期间累计约两千五百新元的教育储蓄(Edusave)，完整适用相关项目的新加坡公民儿童从出生至十七岁可获得约七万新元的直接财政支持。据估算，该配套将惠及约六十一万名儿童、约三十八万个家庭。

与新配套相比，按照现行婴儿花红计划、多子女家庭计划，并连同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及符合条件的教育储蓄等支持计算，每名子女可获得的相关直接财政支持因出生顺序而异，整体约为两万七千五百新元至五万六千五百新元。黄循财指出，现行的婴儿花红现金奖励、儿童培育户头与多子女家庭计划等，大部分援助集中于子女出生时点，金额又随出生顺序不同，计划相当复杂、许多家长难以理解。此次改革的方向，一是简化，使每名子女获得同等程度的支持；二是将支持由出生时点扩展至子女的整个成长过程。

2.儿童培育户头使用期延长

与配套相配合，对2015年1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儿童，儿童培育户头的使用期将延长至其年满16岁当年的年末；2015年1月1日前出生儿童的CDA已按原制度关闭，其相关资金继续保留于PSEA。这使符合条件的家长有更长时间动用户头存款支付育儿开销，并善用政府配对填补累积储蓄。就政策意图而言，此举与资助贯穿子女成长过程的方向一致——由以往集中于出生时点的资助，转向覆盖成长各阶段的持续支持；且由于每名子女获得同等基准资助，子女较多的家庭在总额上自然获得更多援助。

就儿童培育户头本身而言，其为家长为子女储蓄、以支付育儿与教育相关开销的专门账户，家长存入的款项可获政府按一比一配对填补，并受适用上限约束。对于适用延长安排的儿童，使用期延长至子女年满16岁当年的年末后，家长得以在更长时间内动用户头资金并累积政府配对，从而提升这一工具的实际效用。

3.生效时间与过渡安排

相关款项将自2027年4月起陆续发放。2027年4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新加坡公民儿童，自出生起适用新配套架构；2027年4月1日前出生的既有符合条件儿童，则按出生日期、2026年年龄及相应过渡规则衔接现行婴儿花红、CDA及PSEA安排。其中，2026年出生或于2026年年满1至17岁的新加坡公民儿童，将按对应年龄获得有关支持；2027年1月1日至3月31日出生的儿童亦适用相应过渡安排。由于诞生礼将取代婴儿花红现金奖励，仍在领取婴儿花红现金奖励者可继续领取至2027年3月31日，并于符合条件时在2027年4月30日前获得差额填补，使相关现金支持总额达到一万新元；一至十六岁儿童的2026年养儿育女补助，将于2027年4月30日前发放。

此外，就资助的连续性而言，养儿育女补助按年发放至子女16岁，加之儿童培育户头使用期延长与PSEA填补，配套整体呈现出生、成长、升学全程覆盖的特征；家长因而可在不同阶段获得可预期的现金与储蓄支持，而非集中于出生时点的一次性奖励。

三、学前教育收费下调

1.2030年的收费目标

在照护成本方面，新加坡政府将自2028年起分阶段下调政府支持学前中心的收费。到2030年，政府支持学前中心的全日制托儿(childcare)月费目标为约一百五十新元，全日制托婴(infant care)月费目标为约三百新元，且主要业者(Anchor Operators)与伙伴业者(Partner Operators)将实行相同目标收费。上述金额均为经济状况审查前的收费水平，按政府公布口径，届时相关收费将降至当前水平的一半以下；低收入家庭在经济状况审查后仍可承担更低费用。

就现行收费水平而言，自2026年1月1日起，主要业者与伙伴业者的全日制托儿月费上限分别为六百一十新元和六百五十新元，均为不含消费税(GST)的官方收费上限；按9% GST计算，约为六百六十五新元和七百零九新元。全日制托婴现行月费上限分别约为一千二百三十五新元和一千二百九十新元(不含GST)，计入9% GST后约为一千三百四十六新元和一千四百零六新元。在扣除现行基本津贴后，在职主要申请人的全日制托儿实际月费约为三百六十五至四百零九新元；全日制托婴相应约为七百四十六至八百零六新元。非在职主要申请人的基本津贴较低，因此实际费用相对更高。自2028年起实施的新一轮降费，将进一步降低政府支持学前中心的基础收费水平。

2.完整托儿及托婴补贴扩大与实施安排

与收费下调相配合，政府还将扩大完整托儿及托婴补贴的适用范围。措施全面实施后，育有新加坡公民儿童且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家庭，可在不以主要补贴申请人就业状态作为排除条件的情况下申请相关补贴。实际补贴金额仍将根据家庭收入等经济状况审查因素确定，低收入家庭可继续获得较高水平的支持。相关措施将分阶段实施，更多实施细节预计于2027年初公布。政府通过扩大补贴覆盖范围并逐步降低收费，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的可负担性与普惠性，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能够获得较稳定的优质学前教育机会。

据黄循财介绍，目前受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已能为约八成的学龄前儿童提供学额，政府在津贴方面亦已提供大量援助，尤其惠及在职母亲与低收入家庭；但当家庭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托儿费用仍可能构成不小的开支。他将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形容为新加坡所能作出的最佳投资之一，理由是每名儿童无论家境如何，都应拥有良好的人生开端。

四、审慎引进外来人力与人口战略

1.外来人力政策取向

在人力政策层面，新加坡将继续允许外籍人力补充本地劳动力，同时以审慎、可控的方式管理外籍劳动力规模，并维持新加坡公民在人口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政府指出，未来数年总人口与劳动力增长预计均将放缓；工作准证持有者数量较大，因此即使小幅放宽相关政策，也可能带来较明显的人数增量。相较于单纯扩大外籍劳动力规模，政府更强调提升生产力、优化外籍人力结构，并使外籍人力与本地劳动力形成互补。至于公民人口的长期补充，则通过独立的移民政策，以审慎且可持续的节奏吸纳符合条件的新公民及永久居民。

从上述取向的背景来说，人口老龄化正持续加深。据《2025年人口简报》，65岁及以上公民的占比已由2015年的13.1%升至2025年的20.7%，中位年龄升至43.7岁，截至2025年6月，公民老年支持比为2.9∶1，即每一名65岁及以上公民约对应2.9名20至64岁公民；2.4∶1为2030年预测值。在此背景下，持续依赖外来劳动力数量扩张并非新加坡人口与人力政策的主要路径；政府更强调在控制外来人力增速的同时，提高本地生产力，并通过审慎的移民政策补充公民人口。

2.以科技与生产力支撑增长

就增长动力而言，黄循财强调，随着人口与劳动力增长放缓，新加坡未来的经济增长须更多依靠科技应用与生产力提升，并让每一名新加坡人充分发挥潜能，而非单纯依靠增加外来劳工来应对人力短缺。这一取向与新加坡近年在资产管理、金融服务等高价值领域以能力与生产力取胜的整体思路相互呼应。

这一思路与新加坡近年的产业政策一以贯之：相关政策重点并非依赖低成本外籍劳动力的数量扩张，而在于通过自动化、数字化及高附加值活动提高单位劳动产出。就资产管理、金融服务等领域而言，其竞争力本就更多取决于人才质量、监管环境与生态完备程度，而非单纯的劳动力数量；这也与本系列前两篇所述的引资引才举措在逻辑上相互契合。

3.移民节奏与社会融合

在公民人口补充方面，政府继续采取审慎且可持续的移民节奏。2026年2月，副总理颜金勇表示，2025年约有二万五千人获授新加坡公民身份、约三万五千人获授永久居民身份；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每年吸纳二万五千至三万名新公民及约四万名永久居民，并根据总和生育率、其他人口结构因素、申请人数及申请人条件，以及基础设施和社会承载能力逐年调整实际规模。政府同时强调，将维持公民人口的整体族群平衡，并继续加强新移民与本地社会之间的融合。

社会融合同时要求新来者积极融入，本地社会亦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促进共同身份的形成。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特质不会改变，各社群的语言、文化与传统仍将得到尊重。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中指出，低生育率几乎是当今各发达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长远将对经济、社会与国家运行能力产生深远影响；新加坡长期以来也一直通过有节奏的移民政策补充公民人口，并将新成员的融入视为维持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环节。

五、对企业、雇主与跨境家庭的意义

1.对企业与雇主

对在新加坡经营的企业与雇主而言，本轮举措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相关改革实施后，政府将在法定报销上限内扩大承担育儿相关假费用，从而降低雇主原先无法获得政府报销的直接用工成本，并有助于营造更友善的亲家庭职场环境。另一方面，外来人力政策的审慎取向意味着，依赖外籍劳动力的行业难以期待单纯依靠数量扩张解决人力约束，企业更需通过流程优化、自动化、技能提升与生产力改善应对劳动力增速放缓。

具体而言，第一及第二名子女对应的产假前八周、领养假前四周，以及育儿假中目前由雇主承担且不获政府报销的部分，在相关改革实施后将进一步纳入政府承担范围。由于不同类别育儿相关假期在薪资支付、政府报销及雇主承担方式方面适用不同规则，改革对企业实际用工成本的影响亦会因假期类别及雇员薪资结构而有所差异。总体而言，政府扩大承担育儿相关假期费用，有助于降低企业因员工休假产生的直接薪资成本，对中小企业的成本缓释作用尤为明显。

2.对高净值与跨境家庭

对有意在新加坡长期定居或已在此布局的高净值与跨境家庭而言，上述举措提供了两方面的参考。其一，就长期而言，新加坡在生育率下行与老龄化背景下，仍致力于以持续的财政投入稳固人口与人才根基，这一取向关乎其社会与经济的长期稳定，是评估居留与资产配置目的地时的背景因素之一。其二，就具体安排而言，如子女具备新加坡公民身份，且父母及子女分别符合各项计划的具体资格条件，相关在职家长或家庭可按适用规则申请育儿假、SG养儿育女配套及学前教育津贴等支持；永久居民身份本身并不当然意味着符合全部计划的适用条件；外来人力与移民政策的调整，则会影响企业引进外籍人才以及跨境家庭进行长期居留安排时的政策环境与规划条件。

儿童公民身份、出生日期、父母就业状态及各项计划分别设定的资格条件，会直接影响相关家庭支持的实际适用范围。例如，学前教育补贴、儿童培育户头及SG养儿育女配套中的多项安排以新加坡公民儿童为主要适用对象，并同时设置年龄、出生日期或家庭状况等条件。因此，跨境家庭在评估教育与照护成本时，需要将不同身份与具体政策资格分开判断。

就整体判断而言，这一系列举措共同传递出新加坡以本地人口为主体、以质取胜的长期取向：对内持续投入以稳固人口与人才根基，对外则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审慎把握外来人力与移民的节奏。对高净值与跨境家庭而言，理解这一取向，有助于在居留身份、子女教育与长期资产配置的规划中，更准确地评估新加坡的稳定性与政策方向。

六、实施时间与适用边界

综合而言，本轮国庆群众大会公布的家庭与人口举措，从时间(育儿假)、金钱(养儿育女配套)、照护(学前教育收费)与人力(外来人力政策)四个维度同步着力，体现出新加坡对内育才固本、对外审慎引才的人口与人才战略。

这四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服务于让国人更愿意成家育儿、并有能力兼顾工作与家庭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外来人力政策为这一目标提供了以本地人口为主体的边界条件。

就当前阶段而言，育儿假新方案的起始日期尚未公布，SG养儿育女配套款项自2027年4月起陆续发放，并按儿童出生日期和年龄适用不同项目；学前教育收费自2028年起逐步下调，目标于2030年实现，更多实施细节预计于2027年初公布。本文依据截至发稿日已经公布的政府资料，对新加坡家庭与人口政策作一般性法律与政策信息介绍，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个人或主体的法律、税务、移民、投资或其他专业意见。由于部分新增措施仍处于立法、系统更新或分阶段实施阶段，其最终权利义务、资格条件及实施时间将由届时生效的法律、附属立法及实施规则具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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